业内：MLF利率普降并不意味降息短期将至

这就是说，妇女是否享有选举权构成近代自由主义宪法和市民宪法的一个文本形式分野，不管妇女参政权于实质上享有和参与的程度何如。

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这些价值所具有的重要性不断出现更迭，并在相互之间构成了对对方的制约，从而形成了各种价值观、乃至政治上的冲突。[113] 就此而言，宪法体系性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尽量针对个案进行价值衡量，使判决或者宪法解释贴近事物之本质，另一方面又要对这种问题定向的类观点学思维或者说宪法的开放性加以限制，因此必须确立对于实证宪法体系来说不可或缺的价值前提。

在凯尔森看来，宪法绝非不可改变的、永久性的法典，那种以宪法文本为唯一宪法法源的思维是以封闭的、但最终是内在统一的，也就是说不可改变的宪法之存在为前提，这是一种在法逻辑意义上的宪法，而非实证法意义上的宪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凯尔森与传统概念法学和法学实证主义的区别。对于前一种情况，则可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加以调适。虽然二者之间的矛盾仍会时有发生，但最终会消融在统一的宪法的根本价值前提和统一体系当中，而改革开放也不应成为与维持宪法秩序相对应的对立面，毋宁说在宪法秩序之下，改革开放与其他具体宪法价值—如社会保障、财产权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等—之间的矛盾，在不同阶段应优先考虑何种价值，则需视事物之本质、通过宪法解释而定。宪法学中强调体系性，其原因在于，从法的属性来看，必然要求一贯性和统一性，宪法作为法也必然要求一以贯之地作出价值判断，要求判决的一致性，并要求任何个案中的价值判断都要首先考量宪法的统一性。[81]什么样的生活事实可以归入相应的规范类型中，则有赖于法官对生活事实的价值判断，法官的判决不仅必须正确评价法律规范的意义，也必须正确评价生活事实的意义[82]。

任何一项社会行为都是价值关涉的，是依据特定的价值而作出的某种决定，任何一项立法、一个行政决定和一个法院的判决都是一种价值上的决定，立法本身就是将某种价值决定引入法律当中，这里就需要追问的是依据当下的社会情势，这种价值决定是否是恰当的？我们承认，在社会现实之外存在着某些人类的价值，这些价值或许在产生时有某种暗含的经验理由，但久而久之之后，这些价值背后的经验理由已经很难认清，而逐渐为人们接受为似乎是独立于现实和经验的价值。[55]H. Kelsen, ReineRechtslehre, 1. Aufl. 1994, S. 100ff. [56]K. Hess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wandlung，in: P. Haberle u. A. Hollerbach,Konrad Hesse Ausgewahlte Schriften, 1984,S.40ff. [57]K. Hesse, Grundzii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0. Aufl. 1999, S. 20ff. [58]G.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3. Aufl. 7. Neudruck, Darmstadt 1960, S. 337ff. [59]关于习惯法或者惯例导致的宪法变迁其界限亦可参见K. Hesse, Grenzen der Verfas-sungswandlung，S.40, Fn.59。为了防止和克服人们对利益关系人和利益集团的偏见，便不得不要求建立和完善参与过程的准则，并确保参与过程的充分而切实的公开性。

对于这里所说的首先和其次两个层面的责任加以区分判断，这本身就存在相关标准和程序问题，是典型的裁量判断问题，因而有必要展开关于依据和程序等方面的研究。田中说则以美浓部说为基础，认为法是否允许行政厅的政治性、技术性判断的宗旨就是区别基准。（20） 四、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裁量机制的完善 在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阶段，依据法律行政的原理主要针对的是侵害行政，强调没有法律的规定或者授权，不得做出对国民赋课义务或者侵害国民权益的行政活动（侵害保留说）。（四）准则与裁量 在给付行政领域，几乎每一位受给者或者给付行政对象者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实际的福祉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因而需要进行个别而多样化的应对。

对于官僚制而言，最大的裁量存在于所谓的不作为之中。问题在于应当如何把握对行政厅的专门技术性裁量进行司法审查的深度。

所以，只有法规范和制度对权力分配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定，赋予基层工作人员以必要的裁量权，基层工作人员也能够具有这种自觉和自信，才可能期待给付行政中的裁量更加得到尊重，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达至给付行政中对行政裁量统制的规范性要求：尊重行政是有生命之物 [13]初版序2的命题。在这里，裁量判断又成了达至正义的重要支撑。（24）如是，则可以实现法治行政，让规制成为给付的支撑和保障。(13)关于违法和不当之二元性架构，[日]宇賀克也著：「行政法概説Ⅱ行政救済法」[第3版]、有斐閣、2011年、第421-423頁を参照。

结合给付行政的增大和裁量权的扩展这种世界性发展趋势，在给付行政领域建构符合该领域特点和规律性的行政责任论，裁量规制和裁量机制本身的完善必不可少。在日本行政法上，一般不单独论述权力滥用的问题，④而是作为裁量权的逾越或者裁量权的滥用两种情形来讨论的。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保证，这种责任是不能成立的，于是，这里便存在着功能性责任与制度性责任的两难选择。（五）基层工作人员状况判断的优位 与其他领域的裁量相比较，使得社会福祉等给付行政领域中的裁量凸现其特色的，一是该领域行政活动的专门技术性，二是该领域基层工作人员的状况判断在相关行政过程中的优位性。

可见，将该分类方法作为行政裁量的本质论来把握，在方法论上是值得商榷的。(21)Vgl. Ernst Forsthoff, Die Verwaltung als , 1938, S. 4ff.参见杨建顺著：《论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现手段》，载杨建顺主编：《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所谓自由裁量，如果是在技术性裁量（techmisches Ermessen）的意义上来使用，则是可以支持的。换言之，只要不存在明显的瑕疵，就存在不允许法院审查介入的自由裁量领域。

（12） 为了在裁量问题上有新发展，有必要对违法问题和不当问题严格区别的思维定式（法律问题=违法问题和裁量问题=不当问题的惯性思维）本身进行再检讨，而其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检讨，便是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裁量基准设定说 [16]32，92 [22]189，245。此后的两年半，该问题一直在研究中。人们期待政府构筑起安全网络，履行守护人们的生活安全和安心之职责。而在具有明显性的前提下承认法院的司法审查，也能够相应地消解不合理的自由裁量决定。既然羁束裁量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的二分论已经揭示出不同裁量活动之间在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异性，那么，针对给付行政的各个不同领域中各类活动设定相应的裁量权，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原则和程序要求，便应当作为行政责任来加以贯彻和推进。1962年《行政案件诉讼法》第30条则将这一点作为当然的事情加以规定 [28]258 [29]。

这一规定乍看起来似乎是很明确的，可是，其中蕴含着诸多解释的余地，不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及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身就意味着广泛的裁量，而且故意、人和情节较轻等概念的使用，使得对该规定的解释、适用整个过程的几乎每个阶段都需要裁量发挥作用。其结果是，只要尚不能从法条文上特别明确地读取保护国民利益的旨趣，那么，通过行政活动而获得的国民的利益便只能是行政的公益活动之结果，即所谓反射性地产生的反射性利益 [11]94-95。

前两种类型的责任是通常的组织论所不能覆盖的责任领域，内在性制度性责任与组织内部的管理统制等相对应，而内在性非制度性责任其性质上却不存在对其统制的手段。如果司法机关否认诉的利益，（17）或者承认司法机关的能力存在界限（司法权的界限论） [10]60-61，将享受给付行政所带来的利益视为反射性效果（利益） [10]198-199，在相关法律亟待完善而立法部门不能及时提供之并有效地予以规范，司法部门又以自我抑制为首要的价值取舍标准，怠于对给付行政裁量领域进行介入时，那么，对该领域的裁量规制就需要开发能够代替这些手段的有效统制手段 [4]21-42。

不过，对于这个永恒的研究课题，我在之后的数年并没有继续进行专门研究，而是将研究重点置于了给付行政方面。伴随着法治行政的展开，各种行政裁量统制论得以形成并不断完善，与裁量相关的各种法规范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

围绕需要有法律的根据或者授权中的根据、授权，理论界依然存在争议。伴随着行政法规范的发达和完善，有人试图否定要件裁量说和效果裁量说的二分法，甚至对这种区分的意义予以全面否定，主张只要按照法规范去做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对裁量处于何种阶段或者方位加以区分。尤其是针对从前较多使用的自由裁量（freien Ermessen，freies Ermessen）这个概念，形成了诸多不同的观点，呈现出众说纷呈的局面。换言之，当存在这种判断余地时，不得以法院自身的价值判断来代替行政主体的判断。

[日]藤田宙靖著：「行政法Ⅰ」(総論)、青林書院、1980年、第85頁以下を参照。(17)诉的利益这个术语，在广义上，作为处分性、原告适格、(狭义的)诉的利益之总称而使用，有时候也将原告适格称为主观的诉的利益，而将(狭义的)诉的利益称为客观的诉的利益。

对于这类使用方法，可以作为学术自由的一种体现而予以尊重，但是，即使从学术研究求同存异这种意义上看，也非常有必要再次强调对这个概念的正确认识。对于这样的决定过程，即使在其中某个法律要件的环节上承认了解释或者涵摄的裁量，也不应当总括性地将该行为解释为自由裁量行为，而是只要对该法律行为承认裁量就足够了。

从这种观点出发，关于给付行政中当事人参与选择和行政裁量的问题，应当根据各类相关领域中给付行政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建立和健全行政裁量机制。裁量基准设定说认为，不确定概念、可以……之类的规定，意味着制定法上对行政机关承认了不具体地受到拘束的判断余地，对于这种行政裁量 [22]258 [23]190-192，196，应当也能够进行司法统制。

在这一点上，其实时间裁量说、程序裁量说和事实认定裁量说也都相同。（2）裁量基准设定说 长期以来，日本对于自由裁量和羁束裁量的区别基准问题展开了诸多探讨，人们对行政裁量的理解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包括要件裁量说和效果裁量说以及对这些学说的一般性批判，都是值得关注的。基于这种原理，在给付行政的领域，存在着由于专门技术性要素很大，委任立法及行政裁量的必要性很强，所以没有法律根据更好的政策论 [4]14。另一方面，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没有规定，这不能成为政府不实施救助的理由。

在这里，不仅要进行程序的解释，而且还需要进行程序的修正和开发，于是，应否修改和开发，由谁来负责相关工作，何时、如何展开相关工作，往往需要通过组织内的裁量来决定。换言之，如果附近没有相关社会福祉设施，或者没有家庭服务员，或者建构了设施、配备了服务员，周边居民却根本就没有对相关服务的需要，即使出现这方面的需要，应当如何应对相关需要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仅凭法律要件的认定是不充分的，还必须添加上计划裁量及优先顺位的认定等相对性判断

《说明》在谈到宪法的实施时指出，如果要想把我国的宪法实施要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第二，宪法实施的途径包括宪法遵守、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宪法修改等，其中宪法监督是宪法实施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进行专题研究。可见，宪法实施是依宪治国的核心要义。